1945年8月，超过150万日本侨民伴随着关东军的溃退被无情遗弃在东北，其中包括12万二十岁上下的年轻女性。
她们曾是日本“百万大移民”国策中明码标价的“占位器”与“生娃机器”。当侵略幻梦破灭，东京冷酷的电报切断了退路，沦为弃子的她们只能在严寒中任生任灭。
数千人绝望自杀，而幸存的十多万女性则在黑土地上苦苦挣扎。她们大多嫁给当地的中国男人，褪去敌国侨民身份，成了乡间村头的“日本媳妇”。
那些在历史夹缝中留下的女性，悄然间融入了无数东北家庭最深处的记忆。
从艾哲的视角说起。
在他的家乡有一位日本接生婆，就是大家的邻居、同事、很好的医生，没人真的把她当外人。当然东北人有个特别不好的习惯，喜欢给人起外号，大家一直叫这位接生婆“小日本”，他从小听到大。但他从来不觉得，他家的邻居、他爸的同事们，真的把她当成一个“日本人”来看待。
如果一个只存在于概念里的人，真的出现在生活里，和人朝夕相处过，对她的理解，就绝对不会是那种空洞的标签了。东北确实是个很有意思的地方，他老家尤其典型，是个“土洋土洋”的地方。东北亚有很多民族融合的历史，不管是战争还是移民带来的。
作为这12万日本女人之一，她在异国的风雪里扎下根。
老家的亲戚凑钱给她买了台洗衣机，她身高才一米四几，一个人背着洗衣机回了家。
艾哲把这件事告诉老家的人之后，艾哲的爸爸还有其他亲戚听完都觉得很心酸，还掉了眼泪。大家嘴上还是一口一个“小日本”叫着，但心里早就把她当成帮过自己家的重要朋友，那层情谊特别深。
家里人情绪波动最大的一次，是给他们看接生婆生前最后一张照片，是她在养老院拍的，那时候她身体已经很差，瘦弱苍老。家里人对她的印象还停留在1992年她离开的时候，是个精神抖擞的小老太太，第一次看到她苍老的样子，所有人都觉得特别心酸，她早就不是大家记忆里的那个朋友、那个同事了。
然而，这些留在东北的女性，内心的血色创伤远未被静好的岁月所抚平。
她曾经没了一个孩子。首先要澄清一点，不是她亲手杀死的孩子，是当时怂恿大家集体自杀的邻居大泽达子动手勒死的。但她亲眼看着孩子死在自己面前，是不是亲手已经不重要了。她作为母亲肯定下不去手，才会拜托别人做这件事。
艾哲一开始特别想去理解这件事，直到去采访龙泽爷爷，他的爸爸当年亲手开枪杀死了他的弟弟妹妹。龙泽爷爷说，不能用现在的价值观，去理解当年那种极端处境下，人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。
后来他就想通了，这件事根本就不是能不能理解的问题。大家现在没法理解她做出这种选择的理由，恰恰就是战争残酷性的体现。
战败之初，被抛弃的日本女人面临的绝境，惨烈到令后人窒息。
日本国立公文书馆战败之后整理了很厚的开拓团去向记录，大家找到了巴道河开拓团的小册子，里面有活着回到日本的人的回忆。
就在接生婆浦山救子的孩子被杀死一周前，附近刚发生了一起25人集体自杀的事件。
25个人先请当地的中国人和朝鲜人吃了顿饭，所有人盛装出席，吃完让中国人和朝鲜人先回去。他们先把孩子杀死，把孩子放在炕上，枕边摆上小点心和荷花，然后成人集体上吊。最后还留了一个人，把所有人的尸体烧毁之后，这个人再自杀，整个计划非常缜密。这个事件发生的地方，就在老家吉林市，离接生婆住的地方很近。
活下来的日本遗华女性，必须用一生的时间独自吞咽这无法言说的苦楚。
接生婆中文名叫刘岩，她恐怕永远没办法跟当时的选择和解。当时她全家都抱着必死的决心，两个孩子先去世，她和丈夫尝试过好多次自杀，最后都活了下来，而且好几次都是被中国人救的。
人都有基本的求生欲，而且活下来之后，离那个极端的环境和时刻越远，头脑会越清楚，越会意识到当时的选择有多荒谬。可能要不了几年，甚至几个月，她就会意识到当时的选择有多荒谬，那种痛苦在那个时候是最深的，毕竟全家人都以这样的方式死去。她未来几十年里一定都背负着这样的痛苦活着，这估计也是她想要写回忆录的最重要的原因。
她后来接生了一万多个中国孩子，这段经历她在回忆录里没有写太多，但也呈现了。她说自己接生的一万多个中国孩子，可能在中国的各个工作岗位上奋斗着，人生的最后阶段，她是带着这样的希望活着的。如果她自己的孩子活着的话，她的念想肯定要比这大得多，她对孩子、对下一代有这样的希冀，不可能不一直惦记着那两个孩子，这一定是一辈子的痛苦。
让这些日本女人最终扎根于此的，是求生本能，更是这片土地的宽厚与包容。
她的自传里写，被中国人救下来之后，中国人跟她说，中国人不支持自杀这种行为，自杀是不对的，只要还活着，有一天生命之花一定会绽放。这句话好像一下击中她，她觉得自己作为战败国一员的罪过，已经随着三次自杀留在中国大地上的血流掉了，作为日本人的“脏的血液”已经流走之后，她可以作为一个人重新在中国大地上活一遍。
还有一个原因，她在日本认真学的接生技术，如果能用到中国人身上，是特别好的一件事，多少能补偿一下自己作为日本人的罪过，也能给中国女性提供些帮助。这种非常单纯的想要报恩的想法，肯定也是支撑她一直接生的很大一个原因。
她肯定没有跟自己和解，尤其是对两个去世的女儿的愧疚。她自传的第一页就写：脖子上留的这个伤疤，见证着战争带给人类的伤害是多么的厉害。
决定留在东北后，尽管她们大多组建了新的家庭，但身份与文化的鸿沟仍在日常中隐隐作痛。
刘岩离过两次婚，第一任丈夫叫宋永吉，是救了刘岩的那户人家的儿子，比刘岩小很多。宋永吉本来不愿意娶一个比自己大这么多的日本女人，当时他还有个自己喜欢的女孩，但他不能拒绝母亲的命令，不得不跟刘岩结婚，这也造成了他们婚姻里很多不幸。
刘岩一直在外接生，不太顾家，宋永吉就经常去找自己喜欢的那个女孩，还带着女儿宋立明跟那个女孩约会、看电影。
宋永吉是修手表的，刘岩觉得他不是党员，也不是农民，政治上不够“正确”，两个人就离婚了。
离婚的时候，刘岩在自家门上贴了个条，告诉女儿：从今天开始她就不回家了，要去跟老刘过日子了。对当时的女儿来说，就是突然失去妈妈的感觉。
第二任丈夫老刘也是离过婚的，是村里的另一个中国男人，第一任妻子是春季去世的，带着好几个孩子，他是党员，政治上比较过硬。
当半个世纪的时光匆匆流逝，晚年的日本女人再次面临着残酷的去留抉择。
到了一家人决定回日本的时候，刘岩又毅然决然选择跟老刘离婚。她的理由是，自己要带孙女、孙子，加上女儿女婿，已经有六个人了，要是再带上老刘一起回日本，日子会过得太艰难，非常不现实。
这件事在女儿孙立明看来特别冷酷，觉得妈妈怎么能抛下老刘和他的孩子，为了自己的幸福回日本。但对刘岩来说，除了自己落叶归根的愿望，她更希望子孙能过上更好的生活，才决定回日本的。
这又是她们母女相爱相杀的另一个节点，不把这些事讲清楚，根本不知道她们为什么会有这么深的纠葛，对五十多分钟的纪录片来说，要讲清楚这些是不可能的事。
刘岩是个很决绝的女性，有决断、执行力强，放在今天就是标准的大女主，但在当时那个时代，她在小村子里遭受了不少非议。主要是她女儿不太理解她，她们母女的关系，特别像中日关系的缩影。
女儿完全是中国人的性格、中国人的生活习惯，母亲却保留着日本人的习惯，又很独立，做出决定之后头也不回，所以女儿总觉得母亲非常冷酷。
这就是她们跨越一生，走过从被当作工具抛弃到在异国血泊中重生的真实缩影。
12万女性的无声足迹，踩碎了“共荣”的虚妄幻梦，也撕开了将人彻底工具化的冷酷底色。这群曾被历史抹去名字的日本女人，用一生的疼痛与坚韧回击了荒诞的战争。
东北的黑土之上，那些生根发芽的跨国血脉依然在诉说着真实的故事。与其问这12万日本女人最终都哪去了，不如说她们化作了时代的一面明镜，永远照着战争最残忍无情的幽暗深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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